記者 張向陽

日前,山西運城上郭遺址出土了一枚距今至少5200年的石雕蠶蛹,它長2.8厘米,最大腹徑1.2厘米?？脊虐l(fā)現,五六千年前的史前遺址時常出土各種材質的“蠶寶寶”,這不但體現了共同的桑蠶信仰,也表明農桑文明已經形成；與之相呼應的是,在多處仰韶遺址發(fā)現了絲綢；對賈湖遺址檢測發(fā)現,8500年前河南人或會養(yǎng)蠶織綢……從中原到江南,都是絲綢的故鄉(xiāng)。

蠶的形象貫穿幾千年歷史

在幾千年前的石器時代,將堅硬的玉、石頭、獸牙雕刻成蠶并非易事。如果認為古人費時費力雕刻這些蠶寶寶只是為了裝飾或者追求“文藝范兒”,那就錯了。這些藝術品是人們膜拜供奉的圖騰形象,是神化的“蠶神”。這些文物足以說明,古人對蠶的崇拜由來已久。

蠶在古代不但被視為神靈的化身,甚至有學者認為蠶就是龍的原形。三門峽市虢國墓地博物館館藏一件青玉馱鳥蠶身龍首玉,此外在諸多先秦墓葬中也出土過蠶身玉龍,這都是先秦思想中“蠶為龍精”觀念的體現。這種觀念形成的風俗一直流傳到今天,像四川鹽亭的“耍蠶龍”就是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受萬物有靈思想的影響,千百年來流傳著很多有關嫘祖始蠶、伏羲化蠶、蠶叢教蠶等蠶神信仰神話傳說,先人認為蠶神主宰著桑蠶豐收,祭祀并加以崇拜,祈求保佑風調雨順、桑蠶豐收。古人從化蠶成繭、破繭成蟲的生命形態(tài)變化,聯想到了生命的升華與永生,產生了再生信仰。

運城上郭遺址出土的石雕蠶蛹

主持過雙槐樹、青臺、汪溝等重要遺址發(fā)掘的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fā)認為,中國人對絲綢已經上升到精神層面和文化信仰的高度,“蠶的一生就是人期望的一生,破繭成蝶、生生不息,加上蠶絲在質量方面不可忽略的優(yōu)越性,絲綢在中國逐漸形成了產業(yè)化的發(fā)展過程”。

桑蠶生產在傳統(tǒng)農耕社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老的先民不但對蠶的變化過程感到驚奇,而且對桑樹、桑林產生了崇拜。先秦時期有許多關于“桑林”的文化現象,如成湯禱雨于桑林、伊尹生于空桑等。

中國絲綢博物館原館長趙豐認為,先民認為桑林是一片神圣之地,桑林中特別容易與上天溝通,所以求子、求雨等重大活動均在桑林進行,把這里看作天地間溝通的途徑之一。在認識蠶蛾為通天之物的同時,人們也認識到蠶繭是蛹羽化的基礎,繭絲服用的最初目的是利于人與上天的溝通,因此,在古人看來,作繭自縛并不一定是壞事,而是靈魂升天的必由之路。

由此可見,對蠶神的崇拜中除了對桑蠶豐收的渴盼,還包含著古人追求的死而復生、生生不息、羽化成仙等信仰觀念。古人還認為,蠶是一種通天的動物,把蠶視做天物,進而當作神物崇拜。這些從新石器時代就出現的石、玉、獸牙等材質制作的蠶寶寶,是它們進入信仰系統(tǒng)的早期證據。

可以推想,除了“羽化登仙”的神化象征意義,當時養(yǎng)蠶業(yè)應該已經普及,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蠶寶寶被視為圖騰

據上郭遺址考古領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介紹,早在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帶隊在距離上郭遺址十余公里的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發(fā)現了“半個蠶繭”(一般認為有5500年左右的歷史)。

考古之父”李濟發(fā)現的半個蠶繭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芮城縣西王村發(fā)現一件仰韶晚期的“蛹形陶飾”；近年來,又相繼在夏縣師村遺址發(fā)掘出土了5枚石雕蠶蛹和一枚陶制蠶蛹(距今約6000年)。他認為,目前運城發(fā)現的多個蠶繭、蠶蛹傳承有序,說明山西南部仰韶文化時期的先民們已經養(yǎng)蠶。石雕蠶蛹的發(fā)現為絲綢起源與傳播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

中國是“絲綢之國”和桑蠶文明的發(fā)源地,考古出土的蠶的藝術形象非常豐富,從華北到長江流域的廣袤地區(qū),都發(fā)現了與蠶有關的考古印記,如蠶紋、陶蠶蛹、牙雕蠶、玉石蠶、銅蠶、金蠶等,貫穿了幾千年的歷史。

在7300年前淮河流域的雙墩文化中已發(fā)現蠶的形象刻畫符號；浙江河姆渡遺址發(fā)現了6000多年前刻有4條蠶紋的牙雕及紡織工具；遼寧沙鍋屯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一件大理石蠶形飾,距今5500年；20世紀80年代在河北正定南楊莊的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一具陶蠶蛹,1983年,經北京大學實驗室C14測定,陶蠶蛹距今(5400±70)年。此外,考古人員還在紅山文化遺址中發(fā)現4件玉蠶和1件石蠶。

雙槐樹出土的牙雕蠶

2016年,在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牙雕蠶一件,這件牙雕用野豬獠牙雕成,呈乳黃色半透明狀,頭尾翹起,像桑蠶吐絲時的動作,是一件具有較強寫實風格的家蠶藝術品。

此外,在考古中還出土了大量歷代的銅蠶、金蠶、琥珀蠶等,極大豐富了蠶絲文化。

養(yǎng)蠶之前須殺牛祭祀

在古代,歷朝統(tǒng)治者都對祭祀蠶神活動很重視。

有記載的蠶神祭祀,最早可溯至殷商。商代對養(yǎng)蠶業(yè)極為重視,甲骨文卜辭上有“牢,五牢。蠶示三牢,八月”的字樣,“牢”是指古代祭祀用的牲畜,在殷代多用牛。這里的意思是以“三牢”(牛、羊、豬)的禮節(jié),在八月祭祀蠶神。祖庚、祖甲時卜辭中還有:“貞元示五牛,蠶示三牛。十三月。”這是祖庚或祖甲時某年十三月某日占卜祭元示上甲用五牛,祭蠶示用三牛的卜辭。把蠶神與上甲并祭,可見當時對蠶神崇拜的程度。

由此可知,養(yǎng)蠶并非一般的生產勞動,而是與原始信仰、繁殖生育等重大事件緊密相連的,與神明相關聯。

蠶紋象牙杖首飾(浙江省博物館藏)

到了周代,《周禮·天官·內宰》記“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說的是貴族們春天要在北郊舉行祭蠶儀式。此后歷朝歷代皇宮內都設有先蠶壇,供皇后親蠶時祭祀用。每當養(yǎng)蠶之前,須殺一頭牛祭祀蠶神嫘祖,祭祀儀式十分隆重。在古代北京,曾經有先蠶壇多處。

作為傳說中的司蠶桑之神,蠶神究竟是誰卻沒有定論。中國古代典籍中記載了眾多的蠶神,其姓名、來歷有不同的說法。

在中原,公認嫘祖為“先蠶娘娘”,也是公認的“絲綢之母”；在古蜀國,蠶叢是古代神話傳說中的蠶神,被譽為栽桑養(yǎng)蠶的始祖。民間傳說之蠶神有蠶女、馬頭娘、馬明王、馬明菩薩、蠶花娘娘、蠶絲仙姑、蠶三姑、蠶皇老太、青衣神等多種稱呼。

蠶跟馬差別甚大,古人為什么要把這兩種動物相提并論?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的星宿傳說中,古人稱房星、房宿為“天駟”,主馬。而天駟又是蠶神的星宿,跟馬是同一星宿,所以天駟不但與馬有關,而且還是蠶祖。

對蠶神的崇拜在民俗中延續(xù)數千年。在江南蠶桑民俗中,傳說小滿是蠶神的誕辰,因為這時春蠶已經不吃桑葉,開始吐絲結繭?！?span id="rz6zr3p" class="candidate-entity-word" data-gid="8989757">清嘉錄》中記載:“小滿乍來,蠶婦煮繭?！睘槠砬笥行Q桑好收成,江南很多蠶戶家家過“祈蠶節(jié)”；五月端午,“謝蠶會”上酬謝蠶神。在浙江海寧、桐鄉(xiāng)等地,每年清明節(jié)前后或收繭后,必演蠶花戲祭神,蠶戶還要到廟會上去請蠶貓,以驅鼠避害。在北方,像山西南部也保留著蠶神信仰與蠶桑習俗文化。

8500年前河南人或會養(yǎng)蠶織綢

絲的起源自然和桑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脊湃藛T在河南的雙槐樹、青臺、汪溝、楚灣等4處遺址都發(fā)現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絲綢。這些絲綢上多數保留有清晰的經緯結構,這是目前全國發(fā)現絲綢實物中時代最早的,也是最為集中的,這說明5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區(qū)農桑文明已經形成。

滎陽青臺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絲織品經過測定距今約5630年,它出自甕棺葬之中?？脊湃藛T對滎陽汪溝遺址甕棺內提取的碳化織物的纖維材質和組織結構進行鑒定,發(fā)現距今5500年左右,它與青臺遺址出土的織物屬于同類絲織物。研究發(fā)現,這些絲綢在制作中已使用了原始脫膠技法,有的已運用絞經結構,即綾羅綢緞中的“羅”——由平行排列的緯紗和相互扭絞的經紗交織而成。青臺遺址發(fā)現的羅還染了色,被稱為絳色羅,是世界上目前發(fā)現最早的彩色絲織品。

在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4000多年)發(fā)現了絲織物的痕跡,在其中出土了絹片、家蠶絲帶、絲線等。絹片系平紋絹片,根據學者研究是生絲所織。此外,在四川的三星堆遺址也發(fā)現了絲綢殘留物。有學者認為,“蜀”字的構造就與蠶關系密切。

2021年,吉林大學與中國科學院環(huán)境研究的學者進行合作,對夏縣師村遺址的土壤做了孢粉分析。研究人員在土壤中發(fā)現了一定比例的桑科花粉,這成為蠶能夠生存的重要條件。專家推測,距今6000年以前黃河中游的先民們可能已經掌握了養(yǎng)蠶技術。

近年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龔德才教授的研究團隊,在對河南賈湖遺址(距今約9000—7500年前)的人類遺骸腹部土壤樣品檢測中,發(fā)現了蠶絲蛋白的殘留物。結合遺址中發(fā)現的編織工具和骨針綜合分析,當時的賈湖居民可能已經掌握了基本的編織和縫紉技藝,并有意識地使用蠶絲纖維制作絲綢,這意味著在8500年前河南人或會養(yǎng)蠶織綢。

從中原到江南,絲綢作為一個共同的文化要素,表明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

腰機,最古老的紡織器具

“織梭光景去如飛,蘭房夜永愁無寐?！笨墒?在石器時代,先民是用什么織具和技術將“千絲萬縷相縈系”的絲線織成錦繡霓裳的?

最早的織機是席地而坐的“踞織機”,又叫腰機,是世界上最古老、構造最簡單的織機之一,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原始腰機的主要構件有:前后兩根橫木,相當于現代織機上的卷布軸和經軸。它們之間沒有固定距離的支架,而是以人體來代替支架,用腰帶縛在織造者的腰上；另有一把打緯刀、一個杼子、一根較粗的分經棍與一根較細的綜桿。腰機織造最重要的成就是采用了提綜桿、分經棍和打緯刀?？椩鞎r,織工席地而坐,依靠兩腳的位置及腰脊來控制經絲的張力。

考古人員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浙江跨湖橋遺址中發(fā)現了水平踞織機的痕跡,在該遺址中也出土了骨刀、木刀、木桿、梭子等織布工具,遺址還出土了陶紡輪、線輪等紡織工具。這些出土文物表明,在距今7000至8000年前,跨湖橋人已能用水平式踞織機——腰機進行原始紡織。而在河南賈湖遺址,也出土了一大批紡織工具,如紡輪、骨針、纏線板等,許多陶器上還發(fā)現有網紋和繩紋等,這些紡織器具則把紡織技術推進到約9000年前。

浙江河姆渡遺址也出土了紡輪、管狀骨針、打緯木刀和骨刀、繞線棒等紡織工具,這是7000年前已有原始織機的佐證。其中一批腰機零部件,與以前云南、廣東等地民間使用的腰機部件非常相似,其中一件木刀,長430毫米,背部平直,刃部較薄,呈圓弧形,應是打緯刀。另有18根大小不等的硬木圓棒,長的有40厘米,推測是經緯桿、綜桿之類的部件。

此后的浙江良渚文化遺址、江西貴溪春秋戰(zhàn)國墓群中都出土了一些腰機的零部件。在云南晉寧石寨山遺址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的紡織貯貝器蓋上鑄造了一組女子席地而織的形象,類似的紡織場面青銅貯貝器在云南江川李家山也出土過一件。

此外,在西安半坡遺址(距今6700—6000年前)、仰韶文化遺址(距今7000—5000年前)、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距今6000—5300年前)等諸多史前遺址也出土了一批陶制紡輪,可見這種工具當時已經被普遍使用。

這些紡織器具與各地遺址出土的織物遙相呼應,見證了桑麻績織的文化經緯,用絲綢文化展示了錦繡中華的絢麗神奇。